在201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两家标志性的制造企业——华为与联想高下已分，一家已经称王世界，并正蒸蒸日上，另一家亏损严重，已近强弩之末。

　　11月中旬，联想集团终于发布第二季度报告，巨亏7.14亿美元，销售收入为122亿美元，联想给出的解释是重组费用5.99亿美元及清除智能手机库存费用3.24亿美元。然而难以令投资者满意，因为一季度联想集团销售收入107亿美元，净利润仅1.05亿美元，利润率仅1%。即上半年联想集团合计销售收入229亿美元，约合1419亿人民币，亏损约37亿元人民币。

　　而华为集团上半年财报在7月中旬即公布，上半年销售收入17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营业利润率18%，即323亿元人民币。在电信设备商中，爱立信的607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已经被甩的很远，华为的电信设备业世界王者地位更加牢固。而在手机的移动终端上，华为更是突飞猛进，已经跻身世界第三，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如果说从销售额上看，华为超过联想有限；在利润上，联想如算有特殊原因，也尚可理解。但国内第三季度的手机销售更令联想无话可说，根据权威调查机构Trendforce统计，华为在国内手机销售（出货量）市场份额为18.7%，联想则排在第三，为12.7%。鉴于华为33%的手机是2000元以上的中高档手机，联想手机绝大多数是2000元以下的中低档机，联想手机对华为的销售额差距更大。

　　要知道，联想进入手机行业已经超过十年，手机是联想最重要的根据地市场之一，而华为进军手机市场也就仅仅四、五年的时间。与联想手机的并购重组之路不同，华为走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已经后来居上，特别是Mate7和Mate8手机已经初步奠定了全球男士商务手机第一品牌的地位。

　　平心而论，华为与联想都是中国制造企业中的佼佼者，不仅年销售收入都超过400亿美元，而且都已成为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占比都超过60%。两个经营团队都可谓精英荟萃，也都十分拼搏努力，在战术能力上并没有天壤之别。但如今华为蒸蒸日上，越来越强大，而联想明显后劲不足，包袱日见沉重；一个向上再度腾飞，另一个盈利都相当艰难，更重要的差别是战略道路的选择不同。

“跟在IBM后面吃土”VS自主创新

　　联想选择的是一条“跟在IBM后面吃土”的战略。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说：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联想对这条道路执行的很坚决：从跟在IBM后面组装电脑，到12.5亿美元收购IBM认为是负累的个人电脑部门；再到29亿美元巨资收购摩托罗拉移动；23亿美元收购IBMX86服务器业务。这三次跨国收购，联想不仅付出了巨额现金流，而且后续重组费用也非常高昂，两者合计当不下百亿美元。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仅是获得了一流跨国公司的三流技术，比如IBM的个人电脑和低端服务器，是即将被淘汰的“鸡肋”；或者是竞争失败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如摩托罗拉移动。这些技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中已大势已去，比如智能手机平板对传统电脑的替代和挤出；云端存储技术对传统低端服务器的替代。客观而言，联想花了巨资买下了外资跨国公司的落后和准淘汰技术，其技术的未来实用性较低。比如摩托罗拉手机买下后，其传统手机已经被淘汰，联想推出的还是基于安卓智能平台的手机。更何况收购摩托罗拉后，谷歌（google）将继续持有摩托罗拉大部分专利组合，包括现有专利申请及发明披露，而联想只是获得了相关专利组合的授权许可证。

　　而华为则走了一条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新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为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冠军！ 其实华为此次取得世界第一也在情理之中，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达到1880亿元人民币（约合200亿美元），2014年研发投入约395-405亿元人民币，在销售收入中占比高达14.2%；而联想集团过去十年累计研发投入为44.05亿美元，不及华为2014年一年的投入，其中仅2015财年研发占比收入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同时，在华为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会研发出更多创新性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华为推出了全球领先的麒麟950手机芯片。这不仅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全球电信设备业的领导者，也站到了智能手机芯片的山顶。

强攻发达国家VS亚非拉“包围”发达国家

　　与技术道路差异相匹配的是，华为与联想也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跨国经营之路。华为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技术和实力尚不足以跟一流跨国公司在主流市场想抗衡的阶段，主要开发亚非拉市场，特别是非洲市场。针对该市场尚处启蒙阶段，生活条件非常幸苦，竞争者少的特点，依靠较低价格和周到服务赢得市场，但同时也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从而为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力。随着实力的提升，华为再攻入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如今华为在欧洲已经获得了重要市场份额。仅在美国市场份额较少，那还主要是因为美国千方百计设置政治壁垒。

　　联想则走了一条在收购跨国公司或其部门后，则利用其国际品牌和销售通道，延续欧美主流市场的销售。在此模式中，联想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和政策壁垒，较快建立销售渠道。但是，其重组成本非常昂贵（在欧美国家裁员的成本比国内高几十倍），在联想收购IBM电脑之初，联想中国区盈利较多，对IBM国际方面输出大量利润以消化重组成本，但IBM美国部门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区的十倍以上，引发了国内员工不满。2008年第三季度，联想净亏损9700万美元。为解决矛盾度过重组危机，柳传志重新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元庆重新担任CEO接替威廉?阿梅里奥的职位。

　　其后，联想跨国并购重组的经验较多之后，相对成本低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靠制造业转到中国以降低制造成本、中国区的利润向欧美输出支持重组和营销通道的方法。换言之，联想跨国并购的主要成果，是原品牌和其销售渠道，但传统的营销渠道正在受到网络销售模式的冲击。

上市公司股东主导制VS非上市股份合作制

　　在企业的基本制度方面，华为与联想也迥然有异。

　　联想走了一条跨国公司常规的上市公司制度，作为上市公司，经营层虽然也有股份，但对投资人负责则是第一位的。在联想集团中，联想控股持股30.6%，杨元庆名下持股6.02%。其它为泛海及公众股东，包括海外股东。而联想控股中，联想经营层合计持股约41.7%，主要是由两个有限合伙公司——联持志远20%、联恒永信8.9%，其中柳传志个人名下为3.4%。以前联想控股是非上市公司，最近明确要上市，上市后经营层持股比例将下降。

　　客观而言，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相对于很多国有绝对控股和更多家族式企业而言，还是比较均衡和合理的，员工持股的人数也较多。但由于联想并购重组巨额支出的拖累，其盈利情况不佳，员工分红收入相当有限，无法对经营者实现真正的股权收益激励。

　　华为则走了一条非常纯粹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之路。华为对外坚决不上市，对内则实施了彻底的股份合作制，股权和期权激励非常细致，将有贡献有能力的员工最大程度地吸引到股东当中。2014年3月华为曝光了股权簿，15万员工中8.4万人持股，持股比例超过99%，而创办人任正非仅持股1.4%。由于华为保持了较高利润，股权分红如今已经约占到华为员工总收入的1/3。任正非对此的解释是：“（公众）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公司的拥有者并不贪婪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事实已经证明，华为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是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

联想向外输出利润VS华为向内输入消费

　　如果说上述三个维度只是联想和华为的公司行为，仅以公司利益作为评判标准。而如果以社会价值为评判标准，其中两个主要考虑项是：1、对国内消费的贡献；2、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持来看，联想与华为的距离就更大了。

　　由于华为没有上市，不对投资者进行分红，海外投资者无法获得利润分配。且员工持有绝大部分股份，从海外市场获得利润，除了留存为发展所需外，基本都对员工分红，这使得华为工资远高于国内一般科技企业，且分红成为收入重要构成。这实际上是从全球赚取利润，进行国内分配，其必然主要转化为国内消费。这可为国内消费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增量，其对中国内需的贡献远高于一般的企业。如果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华为是贸易项（产品出口）和资本项目（利润回国）的双顺差，特别是利润回归，是真正跨国公司的核心属性。

　　联想恰恰相反，它以国内利润积累进行海外收购重组，以国内制造的廉价劳动力红利去支持海外昂贵的销售通道。特别是三次重大收购，总金额高达64.5亿美元（幸好其中有一部分股权置换），这构成了巨大的资本项目逆差；而由于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其红利必然要分配给海外投资者，国内分红收益也打了折扣。此外，虽然联想电脑等产品出口获得了贸易顺差，但是由于利润菲薄，对国内消费增量贡献也很有限。综合而言，联想对于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有可能是负的（只有资本项目股权分红超过资本输出、员工工资超过行业一般平均工资部分，才能视为对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如果说得更冷峻些，联想模式存在对跨国公司利益输送的嫌疑。也可以说是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主流对外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

　　华为对国家信息安全贡献巨大VS联想PHC较大贡献

　　从对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华为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对此，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高度警惕就颇说明问题。而在国内，由于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共同努力，中国民族通讯企业已经掌控了国内电信业的主导权，包括通讯标准和通讯设备等等，为国家信息安全立下汗马功劳。而信息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的前提，如果国家的通讯标准和设备由外国企业控制，就像苹果手机那样留有后门，则国家在大国博弈中，企业在跨国竞争中都可能无密可保，失败便是难免。不仅如此，华为最新的MATE8手机，更实施了华为手机的个人商务保密措施，从芯片上对手机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保密锁定，使得手机遗失后，刷机者窃取信息难度极大。华为手机之间的通话也可以加密。这对商务人士的个人保密也具备里程碑价值。

　　联想在其主要产品领域，如电脑、手机和低端服务器上，基本没有对国家安全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有着较大贡献的是联想的PHC，即超级计算机业务。联想的PHC2014年登顶中国超算TOP100之后，在IDC公布的2015年Q1全球HPC报告中，联想HPC也斩获佳绩：营收接近3.8亿美元，占比15%，排名全球第三。

　　与其它主要产品不同，联想的PHC恰恰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联想集团较早参加了这个国家863项目，在得到国家财力智力支持下，通过几度努力，在国内成为领先者，为国家超级计算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华为和联想道路是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的企业代表

　　笔者进行华为和联想的比较分析，并不是为了捧华为贬联想，这也并不意味着联想将无可避免地衰落。而是要探究这两者代表的不同对外开放道路的利弊得失，为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参考借鉴。

　　本人想强调的是，华为和联想的不同道路，都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们分别是各自领域国家政策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两种道路在企业的投射。

　　华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创新的道路，除了是任正非和华为人对中国人创造力和艰苦奋斗能力的自信，他们更愿意立志于中国价值立场之外。还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1999-2001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WTO超级博弈时，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顶住了主流意见，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超过50%）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由此，华为、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其后，华为在发展中匮乏资金，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这才使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亚非拉，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如今，华为一家的利润已经远超爱立信、阿朗和诺基亚之和！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才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怎么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联想则没有这么好的外部环境。电脑领域，无论是市场还是投资，从一开始就彻底放开，由于芯片、主板、硬盘和操作系统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垄断，外资公司也可在国内设立全资组装厂，联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国内市场渠道，以大规模采购组装降低单台成本，积累菲薄的利润。其间，杨元庆也试图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创新，但是由于相关领域开放太快，产业成熟速度太快，联想的努力很快被IBM、SAP、甲骨文、惠普等公司截断了出路，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技术和财力积累，很快就宣告了失败。

　　因此，在中国对电脑、手机等领域民族资本毫无保护，联想试图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的空间被极大挤压，常常被截断去路的情况下。联想在某种程度上认了命——跟在IBM后面吃土。客观上成为IBM等跨国公司在技术升级后，对于落后技术尾部风险的承受者。在这种交易中，IBM和GOOGLE将严重亏损的部门卖出巨额的现金，可谓最大的赢家。说的再通透点，这对IBM等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完美的收官——在一大桌美味佳肴吃成残羹冷炙后，还能打包卖给联想。不仅“鸡肋”卖成了金条，而且连打扫卫生的费用都省下了。

中国开放正途：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

　　幸好中国还有吴基传！幸好中国还有华为！如若不然，中国企业将基本被锁定在跟着跨国公司后面吃土，做清扫工的角色。中国人或将永远无法证明，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奋斗和创造，中国民族企业也可以站到世界之巅，成为令国际跨国公司畏惧，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企业!

　　华为的成功也使1990年代末、中国加入WTO前的一场大争论有了初步结果。那时，中国面临改革开放道路的重大决策。一派认为中国应该按照美国要求的标准加入WTO，参照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允许外资控股中国企业，允许外资独资投资或者控股投资，鼓励中国最好的国企“靓女先嫁”。同时以“一卖了之”、“一股就灵”批评打压股份合作制改革。另一派认为，中国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采取对民族企业适度保护、禁止外资垄断市场、扶持鼓励国企通过股份合作制激发员工创造力，在国内同行业形成几家相对垄断的优势企业后，再对外对等开放。这场大博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1999年春夏达到高峰。

　　在这个争论中，当时身为《工人日报》驻安徽记者的笔者，力挺“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的道路。1996年秋，刊发了《顶住跨国资本冲击》一文，报道了合肥开元轮胎厂外资控股和股份合作制改制两条道路博弈，引发了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与合肥市委书记的较量；在1997年夏，安徽省率先在探索股权分置改革，笔者先后奔波滁州、铜陵等五地10多家企业调研，发表了七篇系列调研；1999年2月在《南方周末》刊文《扬子改制：是改革探索还是封建倒退》支持滁州扬子集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1999年9月，经过两个月对湖南浏阳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调研，《工人日报》刊发了1.8万字的《潮动浏阳河阳》（此文刊后不久，全力支持刊发该文的《工人日报》总编辑张宏遵被免职）。

　　1999年，经过对中国改革开放思路的深入系统思考，本人撰写了《平衡木上的中国》一书，此书的另一个备选名字是《2010中国不战而胜》，该书的主要思想是：中国如同一个走在平衡木上的人，手中持着平衡杆，它的一端叫改革，一端叫开放，随着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开放的一端必越翘越高，改革的一端越沉越低，这个人最终会失衡而掉下平衡木。或者如一个人走路，开放这条腿越伸越前，而改革这条腿原地不动，这个人要么摔倒，要么被撕裂。该书预言，如果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平衡战略，即以产业适度保护+产权改革（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在十年之后，即20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强国，对于外部遏制不战而胜。

　　这本书当时被广州的民营出版商陈方远先生看好，并已经付出了2万元订金。然而，由于当时极其严厉的出版管制，严禁议论开放政策，他找遍了广州、深圳和北京的出版社，没有人敢出版，最终此书不见天日。其后，本人多年辗转多地工作，其书稿大部分已遗失，仅剩下第七篇，也就是最后一章作为纪念。

　　当1999年11月15日中美正式签署加入WTO协议时，本人就明白中国已经选择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现实的选择与理论的选择不同，理论的最佳选择往往在现实中被抛弃，因为现实选择是由于博弈的各方综合力量所决定的，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精英的利益、立场、眼界、价值观和责任感所决定的，甚至不是由当时的个别主要领导决定的。当国家道路选择后，个人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于是本人也辞去了《工人日报》记者下海，南下广州，加入了当时正处鼎盛期的《南方周末》。

中国未来1-3年将为改革滞后于开放付出沉重代价

　　在其后十多年中，笔者有幸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观察着行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演变。2001年初-2004年11月，本人参与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见证了一个《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来临》（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产业链，2001年4月）的过程；2004年11月-2010年初，本人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见证了美元金融资本和国际热钱，在中国逐渐控制了中国货币金融，在资本市场由悄然渗入到呼风唤雨的过程。时至今日，由于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其副作用已经十分明显。

　　在产业领域，除电信设备业成为罕有特例外，绝大多数领域对外资不加限制，甚至超国民待遇地开放，外资很快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后来，在高新科技领域，由于外资PC、VC投资+纳斯达克上市的优势，联网+等领域，外资控股企业垄断程度更高。大部分中国制造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OEM车间，利润非常菲薄，根本不具备技术升级的资金积累，加上土地、劳动力、人民币等成本大幅上升。同时东南亚等国家廉价劳动力竞争、TPP进口替代，再加上再工业的欧美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卡位。中国世界工厂已经盛极而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车间破产倒闭。联想已经是他们当中最好的了，如今也后续乏力陷入负债运营状态。2005年以后，外资垄断企业普遍从投资阶段进入利润回报阶段，而且从2013年开始出现了较普遍的本金撤离，特别是日资企业更是系统性撤退。由此，中国民族企业对外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也基本上被外资外流利润吃光。

　　在货币金融领域，2005年7月的人民币升值，诱导美元资本和国际热钱巨量涌入中国，从海外流入的外汇占款一度与基础货币的比例高达131%,即中国所有的流动性全部由海外流入。国际热钱入境后，极大地推高了楼市，将老百姓的现金收入套在其中；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在2005-2008和2014-2015年的两轮超级过山车中，将百姓数以十万亿元计的财富转移到外资权贵囊中。而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可能引发的人民币汇率动荡，其损害很可能N倍于2015年的股灾。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这条失衡道路付出巨大代价，未来1-3年我们很可能还会付出承受不起的更大代价。而与此同时，华为、中兴通讯等则在品尝着吴基传和任正非等选择正确道路的成果。

　　今天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十几年前那场争论、为那本未能出版图书划上句号，了却一个心结。更重要的是，如果未来1-3年，倘若我们真的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的道路选择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我们该如何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是破罐子破摔，彻底放弃民族企业，沦为西方资本，特别是美元金融寡头资本的奴仆，不仅丧失国家经济、货币和金融主权，乃至失去政治主权，甚至丧失种族生存的自主权；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彻底闭关锁国，回归计划经济，甚至实施军事管制，扼杀国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届时，中国正确的道路，相当可能成为唯一现实理性共赢的选择还是——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那时，或许更多的人能发现华为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国家道路再次理性选择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坐标。（作者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