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个不变的主题——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当年恢复高考似乎是对时代的一种呐喊或反抗，当下的高考似乎是对时代的屈从与无奈。

　　经历了十年浩劫，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同年11月3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恢复。《高考1977》就将电影镜头对准了这段难忘的岁月。

　　作家刘震云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他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塔铺》，写的就是恢复高考后众志成城考大学的故事，联系到刘震云的背景，这篇小说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自传性的作品，由此也可一窥当时高考的悲壮场面。

　　塔铺是个小镇，文革结束后，一批因为文革耽误了求学大好时光的青年人聚集在小镇的复读班里准备高考，这里条件艰苦，冬天里，教室和宿舍里四处透风，冷到找不到个存身之所，要是下了雪，半夜里常常要被冻醒。没办法，一个宿舍的四个人只好将被子合成两张床，两人钻一个被窝，靠身体相互取暖。没有电灯，到了晚上，每人点一个油灯，在忽忽悠悠的灯头中发愤苦读，指望着有一天能靠高考成绩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了高考那一天，一个小教室里布了四五个老师监考。笑话也真不少，考政治那天，一个绰号叫“耗子”的男生没有怎么复习，一场考试好自在，钢笔动都没动，到了最后几分钟，才在一道题上写了七个大字：“中国**万岁！”还有一个绰号叫“磨桌”的，在数学卷子上写了这么一段话：“党中央，教育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你们写信。卷上的考题我不会答，但我的心，是向着你们的。让我上大学吧，我会好好为人民服务的。”这段故事，看似滑稽，但我想，任何经历过文革苦难的读者，读到这一段，都会由衷地理解他们的痛苦，并为我们的国家和教育，在这十年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感到分外痛心。

　　那是一次特殊的考试。那一年参加高考的朱大可文科成绩鹤立鸡群，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都在全市考生名列前茅，但也有两门功课，他只能采取“投机取巧”的战略战术。一门是数学，钱钟书当年考15分，现在朱大可考了2分，也算是一次隔世的回响。另一门则是英语，由于当时英语的20分不过是参考成绩，朱大可知己知彼，索性放弃，为他成功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争取了主动。朱大可和于坚在文革中都在工厂中做工人，忍受着一种原始的、早期工业时期的工厂劳动的煎熬，于坚对我说他一秒钟都呆不下去（正是十年工厂的生活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听力）。他们知道，要从充满噪音的工厂中获得一条“生路”，就必须参加高考。同样是那一次高考的受益者，格非也曾经不无感激地谈到过高考对他的影响，确实，在当时，高考是让一个格非这样的农民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唯一途径。

　　恢复高考的重要历史意义毋庸置疑，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弱化。不得不承认，现行的高考制度极大地助长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如果不是“官本位”的话——“读书有用论”。自唐代以来，知识与权力的互换关系被制度化了。大众读书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当官(在当下则是一份好的工作)。知识沦落为一种工具，而一个人担当官职——或者得到一份好的工作——也就是他“有教养的”标志。

　　此外，高考扩招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表面上来看，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并未对国内产生多大的影响，其实不然，那一年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外贸出口都受到较大的影响，只有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来改善国内经济形式。而高等教育在这一背景中，单纯由国家出资就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将教育产业化则势在必行。1999年招生原定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增加了22万人，而且这种扩招正如滚雪球一般愈演愈烈，其背后隐藏着经济上的考量，其结果则直接导致文凭贬值的严重后果。那么，自2008年开始的这场金融海啸会不会让中国的高校再一次面临扩招的抉择？扩之再扩，路在何方？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高考梦，1977年恢复高考确实为众多青年学子打开了一条出路，在他们努力奋斗的未来呈现出诱人的前景。但是在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承载着太多家人的期许和个人的梦想，有时它又会变得不堪重负，试问，我们沉重的肉身，何时才能真正享受知识的乐趣，将考试变为一种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抛弃那附着在它身上太多功利性的意图？这一定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随着改革的深入，高考这一制度一定会越来越凸显出它知识裁判者的角色身份，从谋职的前哨阵地中脱身而出，恢复它自身独特的价值。（文/河西 上海青年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