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之前，行业之外没有太多人知道他。TD之后，他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941年，李世鹤出生于重庆南岸。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李世鹤出国求学，四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历任邮电部第四研究所总工程师，所长。这些头衔也许无法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人物脸谱，直到1994年，李世鹤宿命般与TD走到了一起。

　　1994年，李世鹤与另外两位同伴陈卫、徐广涵开始研究TD-SCDMA技术，最初的目标很单纯，就是想绕过高通CDMA标准的专利墙，开发一个新的系统。

　　事情没想到越做越大。在不断地讨论中，TD的框架渐渐成型。1995年，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与李世鹤三人见面，经过一番深入交流，周寰决定支持这三个纯粹的技术人员把TD搞出来。

　　从后来的故事发展看，1995年周寰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李世鹤的命运，也改变了他自己。随后相当长的人生中，他们都被TD缠绕牵绊。

　　不久之后，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院与Cwill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从这时起，TD的研发进入全面启动期。

　　然而，李世鹤对于TD的执着并没有传染给另外两人。陈卫和徐广涵渐渐对TD前途产生怀疑，并最终离开了公司。在他们看来，把一个完全构想出来的标准落实，通过评审，到最终商业化，是一个及其漫长，甚至不可能完成的过程。

　　这是李世鹤在TD道路上遭遇的第一个非技术性挫折，未来还有更多的困难等待着他。

　　要想真的建立一套3G标准，除了本身的技术成熟度，还需要得到国家和国际标准组织的认可。

　　1997年，在邮电部香山会议上，众人讨论，是否向国际电联提交TD 这一新生的3G备选方案。很多人都反对，其中并无多少恶意，仅仅考虑到巨大的难度和前途风险，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最后在周寰的坚持和领导的支持下，邮电部最终决定将TD提交给国际电联。对于李世鹤来说，这一关过得虽然艰难，但也表明从此TD将会得到国家的支持。

　　那一刻的李世鹤应该很高兴，但时至今日再看，TD与中国之间的故事，到底还是留下了太多未尽之意。

　　随后便是1998年的国际电联3G标准初审。在10项备选方案中，TD并不起眼，国际厂商几乎不会对这一陌生标准给予支持。但在信产部致函给各外企驻华机构后，面对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些跨国企业改变了态度—TD得以通过评审。

　　最终在2000年5月，TD被正式确立为国际三大3G标准。同年信产部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为大唐电信(600198,股吧)集团，周寰任董事长。李世鹤也从TD的标准设计转向如何商用，让标准落地。

　　随后，便是长达九年的“狼来了”。每次有传闻说TD标准就快要试商用了，不久又有消息称，TD还需要再完善。整个产业对TD心存疑虑，那段时间李世鹤背靠着国家的大力支持，却看不到一个清晰的未来。

　　时任中移动董事长王晓初曾表态，希望引入WCDMA技术，对于TD，他认为“这对运营商是个艰难选择”。

　　这是2003年，中国最大的运营商，对TD的态度。

　　就在所有人质疑TD，并认为这项技术可能会“安乐死”的时候，情况有突然发生了转折。这一次起到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来自国家的支持。

　　2004年，中国总理出访荷兰，在当地接听了来自中国TD网络的国际长途电话—这对TD无疑是一次极佳的宣传。随后，年近退休，那几年里饱受质疑的李世鹤开始更多的出现在产业面前，为TD的推进不遗余力。

　　时间到了2006年，信息产业部通过对TD的技术方案成熟度审核，宣布TD成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那一刻所有的担心都成为历史，TD获得3G牌照只是时间的问题。

　　从1995年到2006年，李世鹤说，“11年做这一件事情，足够了。”

　　又过三年，TD牌照正式发放给中国移动。这场始于三个人的讨论，经历了漫长跌宕过程的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结果。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场国家意志对抗技术难度和产业壁垒的胜利，从另外一些角度看，这也是李世鹤个人的胜利—尽管这胜利来得太过艰难，还有点苦涩。

　　今天我们重读李世鹤，会发现在英雄的背影中，多了些悲壮色彩。TD刚诞生时，李世鹤曾用近乎祈求的口吻对整个产业说，“给TD点时间，它会成长为精品”，在最艰难时刻，他曾讲过，“做TD并不比造原子弹更容易”，“不用它，它就永远不会成熟”……

　　直到TD发牌几成定局的时候，李世鹤表示，“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我已经是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了。”

　　再后来的故事并不如人们想的那样完美。在蹒跚走过了TD的3G时代后，随着中移动近期获得4G牌照，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TD故事，也迎来了结尾。国际通信标准越来越像，殊途同归，这与李世鹤当年的初衷有些相违。只是在4G标准制定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原来其中一项关键的技术，专利发明人来自中国，他叫李世鹤。

　　“我们这一代人就这么过来了，也留下了一些足迹。”

　　功过是非，江湖再无李世鹤。